红二军团——1930年7月7日，由湘鄂西地区的红四军和红六军合编而成，总指挥贺龙，政委周逸群。红六军团——1933年8月12日，由湘赣地区的红八军、红十六军、红十八军合编而成。1934年，任弼时、萧克、王震三人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，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，萧克任红六军团军团长，王震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。
1936年2月27日，红二军团、红六军团撤离毕节后，兵分两路向乌蒙山区域转移。3月22日，两军团在云南来岳铺会师。会师后，红军兵员充实、士气旺盛，而盘县及其周边地区的敌军统治力量薄弱，经军团领导人冷静分析，发现此时各方面条件都有利于红军在盘县（编者注：今盘州）一带立足，于是制订了关于红二军团、红六军团在盘县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计划。3月28日，贺龙、任弼时率红二军团经土城攻占盘县县城；3月29日，萧克、王震率红六军团经胜境关攻占盘县亦资孔。
正当红二军团、红六军团步步为营、有条不紊地实施建立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计划时，上级组织下令两军团渡过金沙江，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。这让两军团的领导们犯了难——眼下有两种行动方案，第一种方案，在军团攻占盘县亦资孔后，顺势在盘县一带发动群众积极响应革命，照原计划建立革命根据地；第二种方案，军团攻占盘县亦资孔后，继续行军至金沙江，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。
两种行动方案各有利弊，如果按第一种方案，在盘县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，那么军团就不必翻雪山、过大江，但要打败这一带十多万围追堵截红军的敌军，难度太大；如果按第二种方案，渡过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，那么军团势必要向西突破滇军防区，还要过翻雪山，但红军官兵大多是南方人，北上行军打仗很难适应，恐生疾患，损兵折将。这是贺龙、任弼时率部长征以来面临的最重要也最困难的一次抉择。
恰在此时，红二军团、红六军团面临的敌情又发生了变化——一直在盘县一带围追堵截红军的国民党军队，其总司令刘建绪坐镇安顺，重新部署兵力，准备对红二军团、红六军团发起新一轮“围剿”——在盘县北面距盘县仅两天行军路程之处，敌樊嵩甫纵队正从水城向盘县推进，准备与先期到达土城的敌敦汝栋纵队会合；盘县东面，敌郝梦龄纵队封堵了六枝茅草坪渡口，并与进驻郎岱的敌李营纵队相互策应共同向盘县进逼，两路纵队距盘县也只有两天的行军路程；盘县南面，桂军第七军扼守南盘江沿线；盘县西面，滇军孙渡纵队布防宣威、曲靖一线，随时准备向红军扑来。
为了快速做出正确的抉择，3月30日，贺龙、任弼时发电报给率部驻扎在亦资孔的萧克和王震，要求他们到县城开会共商。萧克和王震随即走了一天的路，到达县城。晚上，会议在县城里的“九间楼”召开，由任弼时主持。
在说明会议的议题后，任弼时率先表明了自己的想法：现在，长征途中的红一方面军到了陕北，红二十五军的徐海东部也在陕北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，革命的大势已经转向我国北面。
任弼时说完后，贺龙接着说：革命根据地（在我国）南面也要建一个。红二军团、红六军团在南面发展壮大后，对红一方面军、红四方面军也可以起到策应、支援的作用。就算在贵州盘县一带建不成根据地，还可以利用当地军阀之间的矛盾，利用红军良好的群众基础，到四川、湖南、湖北这些地方去建立新的根据地。红二军团、红六军团从湖南到贵州，一路上攻克了千难万阻，以这样的实力，要在南方建立一个根据地应该是可行的。
贺龙发言结束后，萧克、王震也相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：
一方面，二人都认为建立根据地是可行的：首先，现在红二军团、红六军团的兵员充足，而且士气旺盛；其次，盘县这一带，敌人的统治力量薄弱，山高坡陡，有利于红二军团、红六军团打游击战；再次，这一带的土豪、地主积粮多，军队补给好筹备。
另一方面，从长远考虑，二人又认为如果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，红二军团、红六军团在长江南岸就孤立无援了。虽然现在包围红二军团、红六军团的敌人减少了，但时间一长，敌情还会发生变化，到时两军团是否还能在此处立足就不好说了。从全国的形势来看，日本正疯狂地侵略我国华北地区，全国人民都要求一致抗日，革命的战略重点还是转向了北方，红二军团、红六军团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，对部队的发展会更有利一些。
最后，军团领导决定放弃第一种方案，选择第二种方案。
会议结束后，红二军团、红六军团开始撤离盘县，向西突破滇军的围堵，一个月后从丽江石鼓一带渡过了金沙江；再翻越雪山，于1936年7月初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。随后，红二军团、红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，贺龙任总指挥，任弼时任政治委员，萧克任副总指挥，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。
1936年10月下旬，红二方面军、红四方面军越过草地，在甘肃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。三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。（整理：杨兴宇 张睿）
（来源：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《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红色故事》）
